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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从党的十九大到2018年全国两会，“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其中的高频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正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思路决定出路，思客推出“高质量发展之路”系列策划，围绕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经济发展关键词，邀请智库专家和行业学者建言献策，力求为中国经济以更新的姿态、更稳的步伐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明天提供更多路径和方案。

本文为“乡村振兴”第一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奇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的价值和定位愈发重要；要解决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带来的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切实做到观念转轨、动能转换、治理转型。

要解决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带来的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切实做到观念转轨、动能转换、治理转型。

　观念转轨：打破城乡二元思维定势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城乡二元思维，已成为思维定势。要解决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带来的问题，必须做三大调整。一是调整观念认识，二是调整价值认知，三是调整发展顺序。

先说调整观念认识。乡村振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中央现在同时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脱贫攻坚主要是为第一个百年目标打基础，乡村振兴是为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基础。这两大战略我觉得是为了“三个消除、两个引导”，从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三个消除”就是消除贫困、消除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偏见。没有这三点我们就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没有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现代化强国梦、中华民族复兴梦就不可能实现。“两个引导”就是引导社会关注贫困群体，关注乡村发展。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让城乡同时发展、城乡互动，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国家才能有一个公平和谐的发展环境。这就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系。

第二个调整是调整价值认知。所谓调整价值认知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乡村的价值认知。多年以来，在城乡二元制度的影响下，很多人都想逃离农村。通过40年改革开放，农村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村了，很多地方已成为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养生养老、适宜栖居的理想地。有人说，现在是穷人进城，富人下乡；忙人进城，闲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这表明“逆城市化”现象已初现端倪，对乡村的认识应该重新定位。

其次是对三农的价值认知。我们说农业现代化，有人认为只要把农业本身现代化了，整个农业现代化就会提前解决。其实三农是一个统一体，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本体，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村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本体农业、主体农民、载体农村必须同时现代化，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不是光有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就行。

第三个对农业本身的价值认知，我们过去认为农业只要产量高、质量好就可以了，今天要重新判断、重新定位。当今农业已经趋于多功能化，如果把它的几大功能综合开发利用，它的价值可能比农产品本身还要高。今天农业生产的过程已能创造很高的价值。比如有些稻田种成卡通图案，就是很好的旅游景点，生产过程可以生钱。此外，生产方式也能生钱。比如农业采摘，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到农村去体验感受。日本有几千个城市农业公园，让孩子们去体验农作物的生长，小动物的养殖。这使人们了解生命的意义和规律，从哲学的角度非常有价值和意义。再次，农业生产的环境也能挣钱。农业生产必须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否则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法吃。好的环境是养生养老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人们都愿意到麦田里面去，所以对于农业的价值认知，必须重新思考。

第三个调整是调整发展顺序。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可以与任何发达国家相媲美，城市现代化水平已经很高。现在城市的资本、人才、技术等正在外溢，向乡村转移去寻找他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应该调整顺序，优先发展乡村。

我们应该把农村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中、城市乡村发展的大背景中、农民市民的大格局中、三大产业的大结构中，来观察三农是不是优先发展。

动能转换：培育新动能形成“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历了两次动能转换，眼下正在酝酿第三次。每次都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第一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分”，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经营主体从几百万个生产队一下子分解为2.3亿个承包农户，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极大发展了生产力；第二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流”，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大流动，使城乡经济一片繁荣，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大流动，使乡村的“形”“神”皆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第三次动能转换，这次动能转换的核心是“合”，就是使各种要素、各方力量集合发力。借用物理学术语，三次动能转换带来的是三大物理变化，第一次“分”带来的是“裂变”，第二次“流”带来的是“流变”，第三次“合”带来的是“聚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极大地推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有了余钱之后，开始走入第二第三产业，又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经验，又启迪了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这由一个“分”字引发的“裂变”效应，其实践价值和理论创造，彻底改变了中国，解决了温饱，繁荣了城乡。

第二次动能转换中的“流”，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放活，尤其是把农民从土地和乡村中解放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能够一路逆势上扬，农民工居功至伟。资源要素大流动使城乡在“流”中化“蛹”为“蝶”，在时空隧道中涅?。乡村中小洋楼比肩而立，村村通全面实现，生态绿化美化大有起色。这一巨大变化的现象恰如物理学上的“流变”现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新动能的关键就是形成“合”力，把各种现代元素注入农村、注入农业，推动农业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具体而言，有六大合力：即三“物”组合、三“产”融合、四“生”契合、城乡统合、要素集合、功能整合。“六合”能量将产生像物理学上“核聚变”一样的巨大威力。

所谓三“物”，即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只有微生物的介入，农业才能克服石油农业的弊端，构建起有机生态循环系统。

所谓三“物”组合，就是要把植物、动物、微生物三者有机统一起来，重点在于重视微生物的作用。以往我们过于强调植物和动物产品，也即农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而忽视微生物的生产，导致农业的生态循环系统被打破。微生物的开发有广阔的空间，目前已形成了六大领域，即微生物肥料、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能源燃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药品、微生物清洁剂，每一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开发前景。仅就微生物食品而言，它还具有六个不争的特点：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不与农产品争市场、不与其他争资源。

所谓三“产”融合，即农村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三产融合发展，不是我们今天才发明的，我们传统农业追求的“男耕女织”模式就是按三产融合发展的思路设计的。耕与织多余的产品拿出去卖就形成了第三产业。以往我们都割裂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三者是互相促进、有机融合的。比如说，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就是第三产业。它反弹琵琶，用三产带动二产引领一产。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是“种、养、加、销、游”五环联动，这五大环节是骨干、是主体，其他都是在这条产业链上派生出来的。只有做好五环联动的文章，三产融合才能打造成产业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四“生”契合，即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者要契合。农业生产不能不顾生态，不能严重污染土地河流；农民生活不能不顾生产，一些地方搞农民洗脚上田，建高楼，使得农民远离农田，也不科学；农民生活也不能不顾生态，落后的、粗放型的生活方式，要抛弃。生产、生活、生态的契合，如果没有与发达的现代化市场连接，便只是徒有躯壳，农产品只有建立线上线下的互动机制，才能卖个好价钱，因此，“三生”之外还应加上“生意”。在农产品量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质的问题成了问题的大背景下，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重新思考，即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轨升级，围绕健康中国做文章，围绕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长寿水平做文章，让农业成为“农业增收、农民增富、农村增绿、人民增寿”的四增产业。只有四生契合，互相依存，互为因果，才有高品质的生活、高效益的生产、高文明的生态。

所谓城乡统合，重点在于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下大功夫，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同步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新战略。

所谓要素集合，即把现代元素集束向农村投放，包括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金融、现代设施、现代人才等。我国农业现代化腿短，短就短在缺乏现代化元素的注入，如果像工业、像城市那样集中投放现代元素，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指日可待。农业的现代化需要“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必须同时现代化，只想让农业现代化，只在农业上下功夫投入现代元素，而主体农民和载体农村落后就产生不了现代效益。

所谓功能整合，即要把现代农业的六大功能整合起来。一是食物保障功能，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受到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农产品供给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的4.0版过渡。二是原料供给功能，许多工业原料都来自农业，例如玉米是制造乙醇的原料，但是目前我国玉米产量过剩，大豆产能却不足，这就需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调结构”。三是就业收入功能，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他们要在那里生存与发展，即使城市化率达到70%仍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四是生态保育功能，工业社会的理念是人定胜天，是破坏生态，而农业文明的理念是保护自然。五是旅游休闲功能，乡村旅游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一种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六是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华民族才得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农村农业，载体也是农村农业。功能整合，就是在实践中，不能单一考虑只发挥农业的某一项功能，要尽可能多地把六大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整合功能，才能拉长产业链、拓展功能链、提升价值链。

治理转型：构建“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

今天的乡村已不是过去的乡村，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社会空间由地方性向公共性转变，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社会的细胞即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

社会文化由前喻性向后喻性转变。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承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后喻文化就是现在年轻人先知道，学会后传给老年人。过去就是老人通过经验积累把他积累的经验传给后代，现在不需要经验了，反过来了。特别在农村这个现象很普遍，手机电脑出了问题都问儿子孙子。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示范性转变，社会治理由威权性向碎片性转变。

这样的背景下若我们不改变治理方式，就无法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首先，要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

第二，要构建一个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社会制度环境。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环境，我们的改革措施才能顺利推进。

第三，要打造一个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自治、德治是中国传统社会采用的治理方式，这方面我们有不少经验。今天提出来培育新乡贤，乡贤在过去社会治理中起非常大作用。乡贤是一个地方的标杆，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是国家与千家万户结合的一个缓冲带。国与家、公与私、官与民，在硬性结合的时候会带来许多矛盾，乡贤能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这些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好好继承。今天需要强化的是法治，要靠法治来推进制度发展，比如产权制度、经营制度、农业保护制度，这些都要通过法治的手段向前推进完善。还要利用法治手段扫黑除恶，靠法治的力量扶正去邪、弘扬正气，把社会不良风气如赌博等都整顿治理好。

第四，要推进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城乡融合制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等等不断的深化，适应社会的发展。

第五，因村施策，循序渐进。所谓因村施策，应该看清我们现在乡村是哪些类型，有些衰落型的乡村，不需要再振兴。所以要因村施策，不能一刀切。中央的规划有时间期限，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最后，是要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干部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乡村振兴就很难实施。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绵羊都会变成狮子；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狮子都会变成绵羊。所以干部的带头作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的官员不是真的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那就很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