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 中外学者纵论古今

作为当今世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历史学会议，历时6天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9日在山东济南落下帷幕。这一有着“史学奥林匹克”美誉的学术会议每5年举办一次，本届首次在非欧美国家召开，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史学家代表齐聚于此，创下参会国别和人数的新高。

　　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15年来首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这对我国的历史科学来说也具有标志性意义。

　　本届大会首次创新性地设置了中国议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大会评议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彭慕兰说：“希望这一议题，能从全球的视角探寻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世界目光正在向中国聚焦。中外学者以史为“媒”，纵论古今，共同讲述古老东方的“中国故事”。

　　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肯定和重视

　　“在二战中，中国受害最重，抵抗最早，贡献也最大。”这是在本届大会上研讨“二战起点”时很多中外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也成为此次大会的热点话题。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所说：“中国抗战牵制住日军的大量兵力，制约了日本侵略他国的战略，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的作战。”

　　但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西方所忽视甚至遮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建朗说：“作为亚洲东方主战场，中国的贡献和地位在国际二战史学界，尤其是国外史学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正是这种历史事实和学术研究的反差，去年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所写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引起了国人的共鸣。

　　王建朗分析说，中国的抗战地位没有得到世界上的公认，与对外宣传尤其是史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有密切关系。“尽管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在国内做了很多的宣传，但是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在很多场合的讲话，都强调要加强宣传和交流。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令人高兴的是，在本届国际史学大会上，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和贡献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关切和重视。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做了实事求是的阐述：“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在世界战争中受到的影响，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在世界战争中的经历愈来愈重视，中国在二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会得到肯定。”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说，过去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二战的起始时间是1939年，因为那是欧洲爆发战争的时间。但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发现，原来早在1937年中国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那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个战场。中国是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受害国，贡献也巨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认为，过去中国学术界也是以1939年9月作为二战的起点，但是通过近年的研究，中国学者把抗日战争和欧洲战场连起来考察的时候，就会觉得中国的抗战实际上开辟了二战的亚洲主战场。

　　她分析说，现在中国学者倾向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看作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到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形成了二战的东方主战场。1939年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战争扩大，欧洲战场形成，1941年6月苏德战场形成，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场形成。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拖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则有可能向东南亚、印度、中东转移，与德国军队形成合流，那世界更没有办法处理，中国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所开辟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相互起到了战略平衡的作用。

　　“历史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日本在侵略问题上，为其施下的暴行欠亚洲、中国一个‘真诚’的道歉。”日本岛根大学名誉教授广岛清志在大会上说。

　　未来世界，中国将重返重要舞台

　　国际史学大会选择中国，有其必然的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崛起、国力的提升以及学术话语权的提高，这是一个重要前提。

　　张海鹏说：“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申办成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据我从2003年开始与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的联系中得知，他们主张国际历史学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际化，希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出欧洲，今后能够在每个洲轮流主办，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

　　据初步统计，在一周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主持的主会场和分会场共有16场，作为评论人、论文作者的中国历史学者近80人，涉及中国历史问题的论文近百篇。可以说，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了聚焦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的先河，也预示着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担当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7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18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经过中国人民10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1949年以来将近70年的奋斗，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稳居世界前列。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现实的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的聚焦点从现实的中国转到历史的中国，很有象征意义”，这是与会专家的普遍观点。

　　文化软实力和学术话语权从来都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胡德坤对记者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召开，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往的会议多在发达国家举行，此次在中国举行，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是中国崛起的表现、中国魅力的展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科发展和中国史学会影响力扩大的结果。”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范式、研究手段和学科体系等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崭新面貌：断代史与专门史研究不断深入；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孕育出新；区域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生态史、心理史等不断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看来，这种发展和进步表现在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华大典》的编纂等大型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项目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博采众长，让中国故事更精彩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此次大会，中国价值的国际表达、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将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将得到更为积极的尊重。借助这个舞台可以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声音。”山东大学校长张荣介绍。

　　博采众长，让中国故事更精彩，是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史学家的心愿和共识。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强调：“中国史学家要想在国际社会有话语权，必须要关心和理解别人的话题。只有了解世界，才能进而为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才能具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以全球史、跨国史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分析和阐释世界历史。中国史学工作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将付诸实践。

　　参加过第19届国际史学大会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些研究型论文开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彰显中国史学特色。当然，建构的史学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另一个是数字技术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这是第一次对数字技术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探讨。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了解、看看一些历史事件，包括历史事件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些事件的观点。

　　注重案例和细节是西方历史学家做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他们看来，历史不仅仅是艰涩专业的书本知识，它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记者发现，在本届大会的170多场学术交流活动中，有一些立足当下，更接地气的话题，比如，“足球：全球化进程的一面镜子”、“旅游业中历史的应用”、“婴儿潮一代”，等等。研讨会上，这些史学大家对看似日常的现象，带着浓厚的兴趣探讨其背后的故事，让中国学者惊叹不已。

　　如何用好文化的“世界语言”？如何用好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让中国历史研究更好地走进海外受众心中？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好在此次大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今天，前贤所谓‘凡一国的文化，都应有民族的与国际的两方面，每个民族必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把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崭新的发展面貌呈现给世界，让‘中国话语’更加铿锵有力！”张海鹏表达了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记者张兴华）